大盗皇帝秦始皇的人格丧失
大盗皇帝秦始皇的人格丧失
所谓身体健康的人，是有完整的身体，而且身体的功能是健全的。
所谓心理健康的人，是符合人性的人，有完整的心灵，心灵的功能是健全的。
身体不健康的人，是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选择了不恰当的生存策略，使身体受损伤的人。心理不健康的人，也就是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选择了不恰当的生存策略，使心灵受损伤的人。
记得好像是李莲英吧，他原来是一个农民家的孩子，家里很穷。一天，他看到乡间财主买了一辆新马车——那时的年轻男孩子喜欢马车，就如现在的年轻男孩子喜欢汽车一样——忍不住要坐上去赶一下车试试。财主看到这个穷小子上了自己的车，很不高兴地把他轰下去，并嘲笑他：“你这辈子也不可能有这样一辆马车。”
李莲英大怒，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他决心要买一辆这样的马车为自己争气。
而对他这样一个穷小子来说，想要致富的确很难很难，他想到了一条路，相对比较容易，但是需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让自己的身体不完整——做太监。他甚至有可能成为巨富，代价是只需要他在心灵上也做一个太监。他这样做了：阉割了自己，阿谀太后，终于成为巨富。
另一个人是庄周，也是一个很穷的小吏。他遇到了一个致富并成名的机会，有个国家请他去做相国。
庄周也想让自己富有，但是当他看到当相国会对自己心灵的完整带来威胁，可能会使他失去心灵的自由，他决定放弃。
我不愿意从伦理上批评李莲英，毕竟那是他自己身体，他愿意放弃其中一部分而使另外的部分活得好，那是他的事情——也许有些人因为没有放弃这一部分，最后被饿死了——不过，我知道李莲英的自宫就是他身体不健康的原因，这种身体残缺也是他心理不健康的原因。
我还是更喜欢庄周的选择，因为他虽然没有马车，也许还很瘦弱，但是他的身心都完整而健康。我觉得他的选择更聪明，他爱自己的身体超过身外之物，而且他更爱自己的心灵，即使庄周不幸身体伤残，我相信他也不会轻易放弃他心灵的完整性。
心理不健康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因为曾经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他们为了某种原因放弃了心灵的完整性。
中国人从健康人变成有心理障碍的转折点，我认为就是秦统一中国。
秦统一中国，是利是害?秦是暴君恶政、误国害民的王朝，还是一个伟大的王朝?历史学家看法不一。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我认为这个事情是害大于利，这个王朝是大盗的国度。因为秦统一中国是中国政治走向高度专制化的开始。虽然专制的政体可能会建造更宽阔的道路，更大的水利工程，更长的长城，看起来似乎利益不少，但是在根本上它是有很大危害的，那就是它使得被统治者的自由大大减少，因为没有自由，使被统治者的心灵开始进入严重的不健康状态。
说秦统一中国是利大于害的人，其所持理由我个人认为难以成立。如钱穆先生赞誉秦的统一，理由是：“秦人统一，为中国版图之确立，为中国民族之传承，为中国政治制度之创建，为中国学术思想之奠定。”这话的口气和秦始皇“立万世基业”的口吻何其相似。我承认，在一定程度上说，虽然秦仅仅十几年就覆灭了，可是秦始皇的基业可以说一直持续了两千多年，而钱穆先生的学术思想也奠定于那时候——但是，正如鲁迅所说：“自古如此，便对吗?”
我以为，如果民众从此在专制的淫威下遭受磨难，国家版图大也不足为荣。国家版图即使小，但是民众生活幸福，这才是更大的光荣。如果一个民族的性格被扭曲，即使形成了一个大民族也不足为荣，民族性格优秀才是真正的光荣。
如果一种政治制度造就的绝大多数人是贪官污吏和怯懦顺民，这个制度持续两千年不足为荣，有清明的政治才是政治家的光荣。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自由的学术风气才是学者的光荣。
钱穆先生以及其他一些史学家认为，秦统一中国，除其他原因外，也是当时人心的“一般意向所促成”。也就是说，由于当时的天下战乱不休，不论是当时的诸子百家还是百姓都希望有人可以统一天下，从而停止战乱。
是不是这样呢?我不是史学家，不敢妄断。但是至少我相信诸子百家并不会都同意这个所谓的一般意向，至少以“小国寡民”为理想的道家就肯定不希望看到秦始皇的一统天下。道家在批判儒家的思想时，指出儒家思想是“为大盗积”。在道家心目中，所谓大盗就是可以“窃国”者，道家说圣人们讲仁义，而大盗则“并与仁义而窃之”。秦始皇一类人物，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正是所谓的大盗。
儒家固然有天下一统的思想，但是至少孟子认为一统天下的帝王必须是代表“民意”的，如果这个帝王不代表民意，则在孟子看来这不过是一个“独夫”。
秦始皇独断专行，奴役天下百姓，儒家也必定不接受这样的帝王。
至于说倡导“非攻”的墨家也欢迎天下统一于这样的政治体制，更是匪夷所思——如果这些主要的学派都反对，怎么能说这是“一般意向”?——这不过是法家之意向取得了胜利而已。
百姓是不是希望秦人一统天下呢?是不是有的人宁愿放弃自由、放弃尊严，用来换取和平?我想总归是有的，虽然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这样想。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和平固然重要，但是自由和尊严也一样重要。放弃了这些，就和李莲英放弃了自己的身体器官一样是不健康的。选一个大盗做皇帝，为和平而放弃自由和尊严，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所犯的第一个错误。
也许有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秦始皇是不是大盗?有人说秦始皇并不像传说的那么暴虐。但是在我看来，关键并不在于某一个统治者个人道德品质的好坏，而在于这个制度是什么样子。自秦以来，最关键的制度改变就是君主的权力越来越大，制约君主的力量越来越小，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正如吴思先生所说：“秦始皇以前，各个诸侯国中，王是最大的拥有暴力的财政实体，同时各级贵族是较小的暴力的财政实体。”那时至少贵族对王有一定的制约能力。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皇帝是唯一的暴力的财政实体，皇帝的权力是没有制约的。俗话说“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如果一个人发现，他拥有几乎是无限制的权力，他有能力随意镇压、屠戮别人，而这时竟然有人不服从自己的意志，他会怎样做?
是耐心说服劝告别人，还是以势压人?如果他有充分的权力夺取别人的财富和美女而不受惩罚，他会怎样做?是自我克制还是放纵自己?也许少数“圣人”可以做到自我克制、待人以礼，但是我相信多数人会难以克制自己的私欲，当他放纵自己的私欲时，他就是大盗。
我们要知道所谓法家的依法治国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法治。西方法治的基础是平等，为了平等的人相互协调利益，所以需要一个契约，这是西方的法。而中国的法家基础是绝对不平等的，是一个独裁者独断设立的法律，并用暴力强制别人服从。法家的法治，只是统治者个人意志的客体化产物，和人治相比本质上并没有优点可言。在这样的制度下，即使我们选择的皇帝本来并不是大盗，他也很容易变质为大盗。
后世的儒家幻想遇到一个圣人一样善良仁慈的皇帝，从而避免人民被皇帝所压迫或至少减少对人民的压迫，但是两千多年的实践表明，这个幻想很不容易实现。在历朝历代的三百多个皇帝中，符合儒家理想的皇帝屈指可数一一所谓屈指也许只需要一只手上的手指。
战国末年，人们苦于战乱，一时失察，纵容了秦始皇使他获得了绝对的权力。而秦始皇和他的制度思想的继承人利用绝对的权力欺压民众，这是中国人性格逐渐扭曲的主要原因。
不过，从一个心理学家的角度看，中国人所犯的错误还不止这样简单。对自由的放弃与其说全然是无奈的选择，不如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部分人主动的追求。
西方心理学家弗洛姆曾经分析过人的一种特别心理，那就是逃避自由。自由意味着自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未来，这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也容易让人紧张焦虑，因为自由的人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任。而当人放弃自由，把自己选择的权利交给一个独裁者的时候，他们也不需要再负责任了。因此，对人来说这也是一个选择，是要自由和责任，还是要不自由和不需要负责任?那些选择后者的人，心理将逐渐不健康。他们的特点是独立性下降，逐渐失去主见和个人意志。
他们会开始对皇帝搞个人崇拜。因为他们需要皇帝做一个强者，皇帝越强，他们就会感到越安全。黑社会的小喽哕都希望他们的“老大”厉害一些，哪怕这个厉害的老大虐待他们，他们也甘心，因为这样的老大让他们有安全感。这种心理障碍和被虐狂的心理有相似之处，被虐狂欣赏那些虐待者，虐待者对他们越残忍，他们越依赖虐待者。他们把虐待者的残忍看做是有力量的表现，而这力量正是受虐者也希望能具有但是又不敢有的，在一个他所崇拜的虐待者身上，他的理想获得了实现。如果我说秦以后的中国人中普遍存在着虐待狂和受虐狂心理，这似乎令人很不愉快。我也承认中国人的问题大多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是在性质上我认为的确是这样的。
皇帝也不仅仅是靠暴力获得臣民的认可，实际上他们也在主动地满足臣民的“受虐”心理和依赖心理。他们渲染说自己不同凡响，利用文人为自己歌功颂德，除了满足虚荣心之外，也是为满足臣民偶像崇拜的需要，是为了给臣民一个许诺：“你们不需要思考了，因为我可以替你们思考。我是万能的，能做到一切。你们所需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无条件地服从我。”
这样的社会结构，在本质上和邪教、黑社会没有区别。它所培养的人格，就是所谓的奴隶性格。奴隶性格是一种没有个人尊严、没有精神追求的人格，服从是这个人格的中心。如果说为个人利益还要做一些努力的话，唯一的方式就是李斯、赵高式的阴谋权术。这种人格的障碍，也正是至今未被消除的中国人的根本的人格心理障碍，在秦代开始初露端倪。
